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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重要意義、 改革舉措與潛在影響
    ■ 張明 [第3517期 2022-05-16發表]

    張明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曾發表若干國內外核心期刊論文與財經評論。多次參加國家與部委層面的宏觀經濟研討會,並撰寫大量決策諮詢報告。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首批青年拔尖人才、中國金融博物館第二屆中國青年金融學者、中央國家機關優秀共產黨員。
      主要社會兼職:盤古宏觀經濟研究(PRIME)中心負責人、高級研究員;工業和資訊化部工業經濟分析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財政部國際經濟關係司高級顧問;中國世界經濟學會中青年委員會主任。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正式發布,由此引發了有關各方關於全國統一大市場的熱議。筆者認為,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意味著更深層次、更加系統的改革舉措,對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黨中央、國務院在2020年提出要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這一新發展格局提出的背景大致有二。一是從外部環境來看,隨著全球化退潮、新冠疫情爆發進一步加劇全球經濟的長期性停滯格局,以及以中美經貿衝突為標誌的全球經貿環境變差,外部需求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變得更弱、更難依賴。二是從內部環境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尤其是中國經濟體量的迅速放大,再靠淨出口來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也日益變得力不從心、難以持續。

    考慮到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出之前,中國實施的是所謂“國際大循環”的發展戰略,也即充分融入全球化,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發展外向型經濟,以開放促進改革。因此在新發展格局之下,如何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並且通過內循環的構建來促進內外循環的融通發展,就變得更加重要。換言之,我們將從“以外促內”的發展格局,轉換至“以內促外”的發展格局。

     

    三大支柱構建以內循環
    為主體的發展格局


    那麼,應如何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呢?筆者認為,這一格局必須構建在以下三大支柱之上: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增長素來具有投資驅動與出口導向的特徵。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經濟體量的放大,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正在由第二產業與投資切換至第三產業與消費。因此,如何促進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擴大以及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升級,就變得尤其重要。從供給層面來看,這意味著要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為消費者提供更高質量、更廣範圍的消費選擇。從需求層面來看,這意味著要努力擴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因為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很高。這恰恰是“共同富裕”的題中之意。而要實現共同富裕,就要解決好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問題。

    全球疫情的爆發使得全球生產鏈、供應鏈、價值鏈“三鏈”面臨衝擊,全球生產鏈可能會變得更短和更加區域化。中美衝突的爆發和持續意味著再靠“後發優勢”來實現技術進步愈發困難。因此,如何實現國內主導的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就變得非常重要。在此背景下,供應鏈的“補鏈強鏈延鏈”成為新的時代主題。在全球生產鏈變得更加區域化與本地化的前提下,如何確保中國在亞洲以及一帶一路沿線的生產鏈龍頭地位就變得至關重要。而要推動國內技術自主創新,就需要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拓展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民營企業貢獻了中國技術進步的70%)、轉變教育理念(從培養“工程師思維”到培養創新思維)。

    但凡提到中國,人們都對中國有14億人以及人均收入突破1萬美元印象深刻,這自然意味著中國具備構建廣闊國內市場的前提條件。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中國國內市場存在嚴重分割,各類要素的跨區域流動均面臨明顯的約束或障礙。這既制約了國內要素的自由流動與市場化定價,也損害了要素的優化配置與福利最大化。因此,要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的發展格局,必須打破要素流動束縛與國內市場分割的格局,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的構建。

    不難看出,上述三大支柱是在從不同層面出發來塑造國內大循環:消費擴大與消費升級是從需求層面出發,產業結構升級與技術創新是從供給層面出發,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國內統一大市場構建是從制度與基礎設施層面出發。

     
    ▲未來10年至20年內,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鄭州、合肥、武漢)與西三角(成都、重慶、西安)將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的五大區域。2022年,粵港澳大灣區首個跨境數據驗證平臺上線試運行,粵澳加快跨境數據便捷有序流動。圖為位於廣東珠海的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視覺中國圖片)
     

    如何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


    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對外發布。該意見指出,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是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的內在要素,要通過“促進要素自主有序流動”來“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尤其重要的是,該意見提出要促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這五種要素的自由流動,並且要加快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健全要素的市場運行機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似乎是中央文件首次認可“數據”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

    2022年1月6日,國務院發布了《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這一方案是與上述意見一脈相承的,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更加細緻的政策舉措。首先,該方案提出要在改革需求迫切、工作基礎較好、發展潛力較大的城市群、都市圈或中心城市等開展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其次,在土地要素配置方面,該方案提出了探索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節餘指標跨省域調節機制、優化產業用地供應方式(完善彈性出讓年期制度、實現標準地出讓)、市場化盤活存量用地等舉措。再次,在勞動力要素配置方面,該方案提出了支持試點地區在城市群或都市圈內開展戶籍準入年限同城化累計互認、居住證互通互認、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的舉措。第四,在資本要素配置方面,該方案提出了選擇運行安全規範、風險管理能力較強的區域性股權市場,開展制度和業務創新試點的舉措。第五,在技術要素配置方面,該方案提出了支持相關高校和科研院所探索創新職務科技成果轉化管理方式、支持將職務科技成果通過許可方式授權中小微企業使用的舉措。第六,在數據要素配置方面,該方案提出了完善公共數據開放共享機制、建立健全數據流通交易規則、加強數據安全保護等舉措。第七,在環境要素配置方面,該方案提出了支持構建綠色要素交易機制、進一步健全碳排放權、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等交易機制的舉措。最後,該方案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場化交易平臺、持續推進公共資源交易平臺整合共享。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正式發布。其一,該意見指出,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內在要求。其二,該意見明確指出,要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製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全面推動我國市場由大到強轉變,為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堅強支撐。其三,該意見提出了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工作原則(立足內需,暢通循環;立破並舉,完善製度;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系統協同,穩妥推進)和主要目標。其四,該意見提出了“五個統一”的具體工作方向,也即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推進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推進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平統一、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

    可以發現,以上三個文件從精神上是一脈相承、從政策上是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的。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政府都會遵循上述三個文件指出的方向,在要素市場化配置與全國統一大市場構建方面持續發力。

     

    兩大問題需重視


    最後,還有兩個問題不得不談。

    第一,導致要素流動障礙與國內市場分割的最深層次原因之一,在於地方政府政績考核體系過於強調GDP增長、公共預算收入等指標。在這種考核體系之下,地方政府自然願意把各類要素聚集在自己的屬地之上,同時會限製本地要素流動至其他地區。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如果一家大企業想跨區域搬遷總部,將會面臨何種阻力。因此,要促進要素自由流動與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就必須改變地方政府面臨的激勵機制;而要改變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就必須改變其政績考核體系,適當淡化GDP增長與公共預算收入等指標,而將要素市場化定價與跨區域流動等指標納入其中。

    第二,要素的自由流動必然會導致要素聚集。隨著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構建,包括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與要素在內的各種要素可能會加速流入特定區域,由此推動新一輪區域一體化的展開。筆者與魏偉、陳驍在2021年曾經出版了《五大增長極:雙循環格局下的城市群與一體化》。這本書認為,未來10年至20年內,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中三角(鄭州、合肥、武漢)與西三角(成都、重慶、西安)將成為中國發展最快的五大區域。在此基礎上,中國將形成新的國內雁陣模式(大灣區、長三角與京津冀為雁頭、中三角與西三角為雁身、其他中西部區域為雁尾),並與新的國際雁陣模式(中日韓為雁頭、東盟與一帶一路沿線相對發達國家為雁身、東盟與一帶一路沿線相對落後國家為雁尾)一起,演變為推動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雙雁陣模式”。這一“雙雁陣模式”的構建,反過來又會再度助推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模式的完善,實現“以內促外、以外促內”的雙向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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